在徐向前元帅的晚年，他频繁收到党史研究机构和战友们的请求，希望他能撰写一些关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回忆录。作为解放军的重要创建者之一，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的指挥岗位上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，因此他对许多事件的理解远超常人。他对此的投入也非常积极，在他撰写的书籍《历史的回顾》中，揭示了一个令历史爱好者为之震惊的重要事件，即“二次长征”。

在徐向前的回忆中，他通过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西安事变。历史普遍认为西安事变是党和军队在危机中自救的重要事件，若没有此事，红军在国民党围剿下极有可能被消灭。然而，徐向前指出，早在西安事变发生的12月之前，中央已经在11月份制定了一项应对国民党军队的策略，这一计划当时鲜为人知，只有少数20名左右的党内和军内高层知情。这项秘而不宣的对策，正是二次长征。

1936年12月12日，西安事变震惊中外，这一事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。主导这次事变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中，张学良在国民革命军中位居蒋介石之下，只有他才能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。此时，蒋介石因红军成功长征至陕北并完成三大主力会师，愈发想要消灭红军，因而亲自前往西安督战，这为张学良创造了时机。

在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的情况下，能够投入正面作战的力量仅有八万多兵员。自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以来，中央红军的兵员不断削减，至1935年下半年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人数甚至一度跌破一万。虽然之后有补充，但整体实力已大幅减弱。相比而言，红四方面军在与中央红军会合前表现出色，人数达到八万，物资也较为充足。然而，张国焘在会师后展露出野心，试图攫取中央权力，与毛主席的意见发生分歧，导致部队南下而遭受重创，最终近半的精锐部队遭到损失，徐向前也因此看清了他的本质。

在红军主力抵达陕北的过程中，红二方面军也遭到损耗。因此，三大主力汇聚时，正规部队仅有八万人，蒋介石看到了消灭无产阶级革命的良机，便调集三十万军队向陕甘宁地区施压，并联合西北的军阀共同围剿红军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红军仿佛再次回到了毛主席带领下的“四渡赤水”的艰难境地。

若非毛主席的战略运筹，中央红军不可能走出国民党在西南设置的包围圈，但此时陕甘宁地区的地形与资源状况与西南截然不同，国民党只需持续围困，红军便会因缺乏物资而变得虚弱。为了改变这一局面，党中央决定将主力部队向东西两个方向发起新的探索。向东进军的红军针对山西的阎锡山展开攻击，以期获取丰富的资源并发展根据地，东征计划便是改变红军命运的途径。向西发展的红军则准备发动宁夏战役，计划在黄河西岸建立根据地，理想状态下能够占领宁夏，借此获取苏联的援助，若占领不成，则从新疆方向寻求支援，这便是西征计划。红军在陕甘宁地区无法稳定发展的原因，犹如当初在中央苏区时的困境。